飞豹出击第一百八十九章 新的任务(2/3)

“恩来，那就这样办吧。”随后最高首长又说：“刚才我和神仙谈了关于他的工作按排问题，他不愿意当副总长，要成立个远东问题工作委员会，象印工委那样直接对中央负责，专门处理和苏联的领土问题一及蒙古问题。”

周恩来把头转向邓峰说：“好嘛，这些问题你们处理起来，比我们得心应手，前些年在苏联领土问题和蒙古问题上，由于意识形态束缚了我们的手脚。加之斯大林强硬的立场，使我们在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左右为难。49年我和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问题，但遭到了苏联的冷落。为了能够能够获得苏联的支持，最终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也是当时没办法的办法”。

最高首长深深的吸了一口烟说：“从内心里讲，实在不愿意确认国民党签署的《中苏友好条约》关于承认外[***]立问题的有效姓，当时的形势是，斯大林以外蒙古的读力地位问题不能谈判，为此不惜和我们翻脸的坚决态度，除了这个问题在中苏关系其他方面苏联可做大幅度让步，而换取我们对外蒙古的承认。双方就始终的僵在那里，始终回避外蒙古问题，彼此心照不宣，这就是我首次访问苏联停留很久的最根本原因。

邓峰看了看最高首长和总理说，雅尔塔协议把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使我们陷于极其不利的战略位置。所以说这个问题必须解决。1946年国民党政斧同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条约》，同年，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否认外[***]立。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后世，在台湾地理教科书上，外蒙仍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对于外蒙的实际丢失，蒋介石也一直不能释怀，1953年，他在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有这样一段心迹表白：‘当时这是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读力，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斧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定条约和附件……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哈哈，当然他现在再说这些话就没有任何营养了。”

“后世的人是怎么评价这件事的呢？”总理关切的问。

邓峰不屑一顾的回答道：“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和那些百无一能的垃圾们，所说那些与国民党反动派一样的屁话不听也罢。”

总理有些愤愤不平的说：“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我和大为同志与赫鲁晓夫交涉，包括蒙古和其他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时，遭到了苏联的拒绝。关于外蒙回归的问题，大为同志在飞机上还和泽登巴尔吵了起来。”总理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说：“我们从苏联回来不久后，泽登巴尔在苏联人的督促下，来与我们交换地图，划定边界。被我们拒绝了。”

邓峰说“外蒙的问题实际上是苏联问题，外蒙相当于是苏联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我们对他就是一个线头都不有给他们，我认为，解决外蒙古无外乎有三种可能。趁现在东欧的形势很不稳定，以及苏联党内也正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之际和苏联摊牌。第一种情况，搞得好，我们可以收回清朝丢掉的一系列土地；第二种情况，我们经过努力收回外蒙，第三最差的可能就是被苏联打进来，对中国放几颗原子弹，东北和内蒙被苏联占领。但我看他们还没这个力量。以中国现在的力量，占领苏联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但毁掉苏联的欧洲部分的能力还是有的。”

最高首长在不停的吸着烟，总理也在默默的喝着茶，和苏联干，这件事虽然邓峰，李大为他们基地党委几年前就提出了几套方案，但一直都没有满足方案实施的条件。

最高首长熄灭了手中的烟对周恩来说，召开个中央政治局会，把神仙他们的那几套方案拿出来充分的讨论一下，看看还差什么条件不具备。

“这个问题越往后拖越困能，就苏联的能力来讲，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这20年是它们最为强盛的时期，我们现在在基础工业上还不如他们，但质量上却远远的超过了他们。苏美现在的中远程导弹，还完全不过关，命中精度差，实战价值不高。苏联装备的p—5、p-12和p-7a导弹均不可能为苏联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而且这些导弹完全是靠发射井来发射，苏联的那几个发射井，又全在我们的卫星图上清晰的显示着，如果打起来我们完全有能力在第一时间摧毁他们。”邓峰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接着说：“另外我们应该支持一下外蒙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丹巴，他的很多观点是和我们一致的，他强调发展民族工业，苏联的经验不是惟一的经验，不能机械地抄袭和教条地搬用苏联的经验，要大力的宣传中国的经验，认为教条主义对蒙古有更大的危害姓，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教条主义。丹巴的这些言论和主张，在苏联看来显然不仅不合自己的胃口，而且有向中国倾斜之嫌。在赫鲁晓夫的策划下，泽登巴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内率先展开对丹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