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无敌八十四、吊在路灯上的银行家(1/2)

1934年的12月岁末，刚刚在爆炸和蘑菇云中度过圣诞节的上海市民，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震怖与惊吓。

——寒风凛冽的黄浦江畔，上海外滩的繁华大街上，在数市民的围观之中，数以百计名震一时的沪上名流，被红军战士用卡车运出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尸体的形式被挂在外滩的每一座路灯上！

在这些被“挂路灯”的士绅名流之中，既有黄金荣、张啸林这样的黑帮大佬，也有工部局总董事劳诺德这样的殖民官员，但更多的则是江浙财团的虞洽卿、钱新之、王一亭﹑吴蕴斋、李馥荪、周作民，各大洋行的马易尔，刘礼士，杨宁史等金融投资界人士……如果说，昔日的上海滩最引人注目的风景，就是外滩那一排鳞次栉比的银行大厦，那么此时另一则吸引人眼球的新景色，则是吊满路灯的银行家了！

然后，为了彰显出这场集体处决的正义性，在每一位沪上大亨悬挂着的路灯杆子上，红军的政工人员还贴上了描述他们生平罪状的告示贴纸——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制造股灾、祸国殃民……至于最严重的罪名，当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指使之下，收买反动势力，大肆屠杀了数以万计的革命群众！

总之，这帮银行家都是世界上最贪婪最邪恶的魔鬼，罪可恕、死有余辜！挂路灯都是便宜他们了！

望着被挂满了外滩每一座路灯的银行业同僚，还有红军在各大银行焚烧账册和钞票的缕缕黑烟。如今被挂上了“上海苏维埃银行筹办顾问”头衔的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一方面既带着几分逃出生天的庆幸，但另一方面也是不胜唏嘘。“……这可真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啊！”

“……你这是在把红军比作黄巢吗？”。站在他身旁的杨文理教授，回头瞥了张嘉璈一眼，“……那么，不知在张先生的心目中，谁又是唐僖宗，谁又是田令孜、李克用和朱温呢？”

——总的来说，对于这位被后世誉为“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中国现代银行之父”张嘉璈先生，杨文理教授从本心上来说并没有多少好感。

首先，在当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中。张嘉璈也半半就地掺了一脚，手上同样沾着革命者的血。[

其次，张嘉璈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在政治上是个亲日派。而且极端地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着木屐、说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这在二十一世纪倒是没什么，但在这个中日矛盾极端激化，悲壮抗战即将爆发的年月，可就显得很碍眼了。

幸好，在穿越者们给张嘉璈看了许多揭穿日军内部黑幕的书籍刊物，比如《大日本帝国皇军の贪腐小史》、《中二病才能当大将》等等。又让小鸟游真白前首相站出来，给他描绘和展示了一番二十一世纪日本国的“萌萌侵略者”风采之后。张嘉璈心中对大日本敌皇军的迷信，总算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扳了回来。

当然，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位银行家的屁股显然都还没有坐到人民大众这一边来。

“……不管是打着怎样冠冕堂皇的旗号，你们毕竟是一手毁灭了上海滩的金融业！”张嘉璈如是说。

“……确实如此，但我们觉得，上海滩的金融业早就该毁灭了——中国如今最不需要的人才，除了汉奸带路党，就是买办银行家……”杨教授毫不客气地答道，“……上海这个远东金融中心的繁荣，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是建立在全中国人民的血泪之上，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是极端畸形的，社会上黑恶势力横行，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又缺乏必要的监管体制，使得各种投机炒作风靡一时，投机家和掮客充斥着金融界，一个个心中都想着中生有、一夜暴富，把公债和房地产为主要投资对象，营造起一个又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而不肯踏踏实实地经营实业……整个大上海的繁荣就像是空中楼阁，缺乏实业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把金融魔术玩得越兴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伤害就越可怕，未来崩盘后给国民造成的灾难就越惨痛！”

“……但国内如此战乱纷飞，海关又操控于列强之手，政府力保护实业，我们除了搞金融还能做什么？”张嘉璈揉着额头叹息说，“……投资实业，我们也不是没做过，可结果却是赔得不知有多惨啊！”

“……这就是你们资产阶级和我们产阶级的思维角度差异了，躲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羽翼之下，按照他们的规则玩经济，结果只能是被一遍又一遍地剪羊毛——你们对洋人献媚讨好，只考虑极少数富人的福祉，却蔑视和践踏绝大多数穷人的利益，这样的金融业又能于国何益？”杨教授说道。

“……但这也不是你们胡乱杀人的理由！挂在路灯上的那些人难道真的个个有罪？”张嘉璈叫了起来。

“……或许确实有人罪不至死。”杨教授点了点头，“……但就像法国大革命之时那样，路易十六和许多走上断头台的法国贵族，或许也没有应当被砍头的罪，可问题在于，他们其实是在为先辈们数百年来对黎民百姓的残暴压榨和不公正对待而还债——岁月法磨灭仇恨，历史经常以最残酷的方式还给人民公道。论在什么时代，当底层人民生活极端苦难却又得不到关注的时候，暴力和恐怖都会应运而生……既然上海滩的银行家们选择了帮助蒋介石屠杀人民，那就别怪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