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千年之女帝天下第89章武川镇军(1/3)

看过了道观一切正常以后，王猛一行人又前往武川镇的最北面，那里是武川镇军平时训练，驻足时间最长的地方。

由于王猛先前向凌皓提出了想要施行“军镇制度”的猜想，凌皓也同意了这种想法，虽然他也深知曾经军镇制度的弊端，但目前这却是最好的能够让军民融合于一体的便捷方法。

军镇制度是十六国末期开始在北方地区建立的军事管制式的地方行政管理方式。当时，北方各政权将军事要冲驻军及其家属和所管人口与一般平民分开，称为“镇民”，辖区称“军镇”，长官称“镇将”。镇将负责军镇内的军事和民政，实行军事化管理。北魏时期，南北边界均设军镇，同一级行政区，大约与州的行政级别相当。

北魏在北方边区设置过六个军镇，以防御柔然族的南下。

这六个军镇分别为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各镇统辖军民者称“镇将”，又有副将等。唐代于边防要地亦设镇，分三等（上镇，中镇，下镇），各设镇将，镇副录事、参军等。

这么做，虽然可以让军民融合相处得极为融洽，但这么做的同时也增加了军镇可能自立门户的可能。

比如后来所发生的六镇之乱。

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由北方六镇戍卒和各族人民发起的一场动乱。

动乱的起因便是由于北魏首都南迁洛阳後，六镇鲜卑和鲜卑化贵族与将士的待遇及升迁不如洛阳鲜卑贵族，最后发起叛乱的大起事。

北魏孝明帝末年，政治腐化，权贵奢侈，守宰暴敛，赋役、兵役繁重，百姓纷纷逃亡或依附豪强。而长期戍守北边的沃野等六镇的将卒（多为拓跋部贵族及其成员或中原强宗子弟）因待遇骤降而不满，遂于正光四年（523）爆发六镇起义，关陇、河北各族纷纷起兵响应，北魏统治濒临崩溃。

自北魏太和改制后，六镇成为改革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拓跋鲜卑建国时，其所依靠的军队是以鲜卑人为主的部落兵，士兵身份很高，作战勇猛。迁都洛阳后，部落兵发生分化，迁入河南者为羽林、虎贲，勋贵与士族同列；相反世守边陲六镇者则由“国之肺腑”逐步沦落为镇户、府户，身分低下，由是引起六镇军民的普遍不满。北魏末年，吏制败坏，经济衰退，六镇遂成为各种社会问题的焦点。

结果到了孝明帝孝昌元年（525年），六镇爆发了武装起事，昔日国之爪牙，今则成为反对北魏政权的“叛民”。北魏虽多次进兵镇压，但仍未将乱事平定，最后不得不依靠原六镇所抵御的柔然兵，才能把乱事镇压下去。

可乱事虽平，但六镇军民的安置，又成为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由是亦引发日后葛荣领导的更大规模的河北起事……

北镇不设州郡，以镇、戍领民，号为镇民，主要是鲜卑拓跋部民，地位较高。随着北魏疆域的扩大，强制汉族及其它族的大族豪强、部落酋帅徙边。

文成帝以后，又不断发配囚犯戍边，从此镇民的地位日益下降。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北镇失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加以进入中原的包括拓跋在内的各族贵族加速汉化及封建化，而北镇仍然保持着鲜卑化倾向，镇民被称为“府户”，属于军府，世袭为兵，不准迁移。六镇鲜卑和鲜卑化贵族与将士的待遇及升迁不如洛阳鲜卑贵族[2]。这种排斥鲜卑武人的政策在当时京城洛阳也能看到，以致造成在禁军产生叛变。[3]北魏后期，北镇镇民中贫富差别加剧。军镇的统治者是主将、参僚和豪强，他们因不能充当廷官而对北魏政府不满。被统治的广大镇民遭受主将、参僚和豪强的欺凌奴役，土地被剥，承担着繁重的官、私力役，还被洛阳政府视为“北人”，受到歧视。北镇镇民中有不少人来自高车、山胡，他们和居住塞内的本族人保持联系。山胡久居汾西和陕北。北魏时列入编户的山胡承担着租调徭役，不属州郡的山胡仍由酋帅管辖，北魏政府常在他们中强征兵丁，有时强行迁徙。高车分为东西两部，一直保留部落组织，居住在六镇边塞一带，对北魏政府承担兵役和贡纳义务。

北魏政府委任山胡、高车酋长为领民酋长或其它官职，统治未列编户的本族人民。在改镇为州的地方，酋豪成为地方大姓，受公府、州郡辟举。所以他们和洛阳政府既存在矛盾﹐又具有利益上的一致……

而王猛想要创立军镇的初衷是好的，武川镇需要新的秩序，新的气象，而不能和役学镇那样混乱不堪，坐地起价。

毕竟王猛自己就是庶民百姓出身，但学识渊博，也最为了解百姓们最为渴望的一点——安定。

谁能够在最快时间内整合天下乱象，建立起新的秩序来，百姓们就支持谁，拥戴谁……

所以，凌皓如果想在最快时间内树立起武川镇的秩序来，就必须建立起一支维持集镇秩序的队伍来。

那么，除了让军民一体之外，再无其他更快捷、更一劳永逸的办法了。

可这样一来，军民一体的问题也会随之凸显出来。

首先，军民融合的同时，也可能会造成军队扰民的问题，这还不算，万一再出几个心怀不轨的家伙们因为利益纠葛而鼓动镇民起事，那就糟糕了，军镇起义的桥段很可能会在这个世界里重新上演。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凌皓也随即提出了六个要点：